延佑帝楊元溥為盡快收復金陵、定鼎大楚局勢，與其兄信王楊元溥媾和，特許其據楚海泗揚泰五州建立淮東藩國，卻堅決要求將淮東鹽場收歸楚廷直轄。
一方面，乃是江東、浙南、江西、湖襄等地的民眾，十之**食鹽，皆用淮東所產的海鹽。
另一方面淮東海鹽經鹽鐵轉運司所控制的產、收、運、銷諸環節，每年能為中央財政提供逾六十萬緡錢的凈鹽稅收入，乃是維持大楚朝軍政體系運轉不可或缺的一大塊財源。
相比較之下，蜀國人口規模僅大楚的三分之一，每年逾四十萬緡的鹽課收入，在大蜀國庫歲入的占比及重要性更為顯著。
此時蜀國禁軍編有十數萬兵馬，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養軍之資都依賴于鹽稅收入。
而川南僚人之所以成為蜀國的大患，除了僚人兇悍難以馴服，對川南長江沿岸的平原地區有著直接威脅，還有一個原因，也是蜀主王建開創蜀國之后，對川南僚人決定采取清剿、打擊的策略，而非招撫、妥靖的關鍵原因，就是川南僚人從巴南販運私鹽，流入川蜀腹地，嚴重威脅到川蜀的鹽政體系。
長鄉侯王邕在韓謙的建議下，上書蜀主王建主張經略巴南得到蜀主及朝臣的廣泛支持，一方面是蜀主王建不希望世子清江侯的權勢及個人聲望過強，在諸子之中沒有其他人能予以制衡，另一個更直接的原因，就是川南僚人所販運的私鹽，主要來自于巴南。
收復并控制巴南地區，一方面能直接解決掉井鹽走私對蜀國鹽政體系、鹽稅收入的威脅，另一方面，便是切斷山僚勢力的私鹽收入，削弱其對抗蜀軍統治的抵抗實力。
蜀國目前開掘鹽井，計有三百八十余口，其中有六十余口位于巴南地區，而巴南地區的鹽井，絕大多部分又位于婺川縣以北的黔江河谷及山嶺之間，婺川縣境內當前僅有鹽井兩口。
這也是長鄉侯王邕及蜀國大多數朝臣主張以婺川縣北的蟄僚寨，劃分思渝兩州之界的關鍵原因。
當世人對國土的概念，遠沒有后世那么嚴苛及重視，遠沒有達到寸土必爭的地步，主要還是更看重控制成本、歲入以及關防要隘的便捷與否。
婺川縣兩口鹽井，年產井鹽千余擔，相比較川蜀每年三四十萬擔井鹽的總產量，占比甚為微，即便鹽稅抽足，每年也就兩千余緡錢的鹽利。
除開鹽利低微外，黔江中游兩岸崇山峻嶺，絕大多數的婺僚人逃入深山老林拒絕接受統治，還充滿濃烈的仇恨情緒。
渝州真要貪心將婺川縣控制到麾下，除開與楚國及思州的利害糾纏不說，防線要沿黔江往南推進一百二十里，要防備婺僚人隨時有可能從兩岸的深山老林里殺出——甚至還要考慮婺僚人與川南山僚人勾結——需要投入大量的精銳兵馬，才能維持黔江水路的通暢以及后續的歸化，每年消耗的軍資糧餉，可能兩萬緡錢都未必能打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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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不要說艱苦而危險的守御環境，對將卒士氣的打擊了。
這種情形下，長鄉侯主張婺川劃給思州進行分界，清江侯想要跳出來搞事，又或者說長鄉侯想搞事，在大蜀朝堂之上，都會陷入孤立。
倘若說婺川地下發現大規模的鹽鹵資源，能叫婺川在預期的時間有可能開掘出數十口鹽井，則形勢就完全不一樣了。
要是思州有能力守住婺川，問題還要小一些，對蜀國而言頂多是每年損失數萬緡錢的鹽利，但倘若思州楊氏受這次民亂打擊、元氣大傷，婺川縣重新落入婺僚人的手里，甚至都意味著大蜀經略巴南的戰略意圖破產。
而到時候國界已定，蜀國還將失去直接派出清剿婺川的借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