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句話的前面還必須得加個“真”字才行。
至于寧衛民會把羅廣亮和小陶拉進來幫忙，除了確實需要他們這樣能混跡街頭的幫手之外，也是因為這倆人心都不大，對生活很知足。
再加上主從關系是從一開始就清晰確定的，羅廣亮為人又穩當，有主心骨，他也能管住小陶。
那么無論對羅廣亮和小陶，還是寧衛民自己，這種合作都不存在什么隱患。
最后，有關于郵票投機背后的參與邏輯，說起來就更簡單了。
要知道，溫飽不但能思**，而且還能助長貪欲。
當代的人還是很質樸的，尤其是在經濟方面。
換個不好聽的說法，就是被管乖了。
所以過去沒有錢的時候，人們壓根不會對投機動什么想頭。
大多數人對待貧困的態度就是順其自然，一個字——忍。
可如今不一樣了，國家對經濟管制放松了，老百姓的收入也增加了，對美好日子的向往和欲望都提高了。
偏偏手里的錢是不可能做到一步到位，把想買的東西都買回家的。
這個時候，人們要是發現除了從嘴里摳錢，一點點的攢，還有更快來錢的道兒。
而且短期內就能翻倍，只要躺著就能掙錢。
又有幾個人能扛住這種誘惑呢？
這是人性使然，已經跟五六十年代的人所代表的消費需求無關了。
更關鍵的是，當前的社會形勢除了人心思動之外，就連天時、地利也占全了啊。
我國改革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，就是周期性很強。
每隔三年五年都要搞一個治理整頓，后來被叫做“宏觀調控”。
在早期，1978年開始搞改革，到1981年就出現了經濟過熱就開始急剎車。
急剎車以后又慢慢經濟復蘇，到1983年年底經濟出現了一個整體復蘇的跡象。
1984年初偉人南巡講話，經濟又開始熱起來。
從當前《京城建設總體規劃方案》的出臺，和國家經濟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提高經濟效益來看，寧衛民就知道國家又開動印鈔機，面向京城要打開水龍頭了。
那么官方放出來的資金自然會有一大批通過各種途徑，最后下沉到民間去。
而京城的老百姓因為幾次工資調整，又已經和其他二線城市拉大了距離。
這地方可以說，本身就比別處錢多，當然是極為有利于投機的條件。
何況大城市的人因為開放得早，經濟發達，也要比其他地方能見到的好東西多。
自然人們的欲望就強烈，禁不住誘惑。
所以這個時候郵票在京城掀起第一輪牛市，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，根本就是順理成章，水到渠成事兒。
而張士慧所不理解的一切，在寧衛民的眼里，是那么理所應當，合情合理。
…………
1984年2月12日，春節過后，大家重回工作崗位后的第一個周日。
這一天注定要載入我國郵票發展歷程的史冊。
因為在京城，集郵愛好者們為了買到生肖鼠票。
竟然發生了比1984年1月5日，生肖鼠票第一天發行熱賣時，還要驚世駭俗的場面！
敢情今年“鬧耗子”的場面，因為寧衛民的潛伏產生了蝴蝶效應，搞得連夜排大隊的場面比原有歷史更為火爆。
事后，諸多報紙的渲染報道和眾多群眾的來信，無不讓郵政部門感受到了極大的壓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