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就在前年，我們省第四代二化螟大發生，水稻絕收面積上千公頃。因為其中二化螟幼蟲太多，不僅收不上稻谷，而且稻草也不能作飼草用，受災農民因此破產的不在少數。”
稻螟的大爆發不是偶然的。
水稻耕作制度是影響稻螟種群消長的重要因素。近年來，我國主要稻區水稻耕作制度發生了劇烈變化。具體表現為雙季稻面積縮小，單季稻面積擴大，純雙季稻區出現大比例的“四稻”、“五稻”混栽布局，稻螟食料和棲息場所的“橋梁田”增多，導致三化螟數量急劇回升以至爆發。
水稻品種也顯著影響稻螟的發生數量。我國大力推的廣雜交水稻，最適于稻螟的鉆蛀取食和生長發育。
即使常規稻，目前主栽品種也是品質優良，營養豐富，偏晚熟，全季生育期延長，十分有利于稻螟幼蟲的生長發育成熟化蛹——譬如嘉谷推廣的“嘉秈1號”。
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，稻螟是人為害蟲。
按食物鏈觀點，決定生物種群數量的正負作用力是“生”與“死”。
既然人類無意中提供了稻螟如此豐厚的食物，它們吃得多、生得多、長得快就不足為奇了。“死”則來自于抑制力量，稻螟的主要致死因子主要還是人工防治。
可惜改革開放以來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種植方式極大地促進了我國農業的發展，但治蟲整體水平明顯下降了。
分散經營使得農村治蟲整體水平下降——首先是蟲情信息傳遞不到位。
“我至今還記得，七十年代從江南省興起的全國性農民植保員隊伍以及‘兩查兩定’——查蟲口密度定防治對象田、查發育進度定防治適期；只是后面這一首創性制度就基本不復存在了。”董啟軍可惜地回憶往昔道。
如今，一個縣十幾萬至幾十萬戶、每戶零點幾公頃的規模，誰也無法及時普遍通知、指導蟲情——由此看來，時代也并不總是在進步的。
杜為民則還是對嘉谷被牽連耿耿于懷：“分散經營也不利于生態防治技術的應用……”
分田到戶后，分散的經營導致防治手段的單一，甚至于濫用化學殺蟲劑。
當前，多種類、大劑量殺蟲劑頻頻使用，種類甚至包括高毒和劇毒的敵敵畏等混劑。
最嚴重的是，這些殺蟲劑基本上是在缺乏技術指導的情況下使用的，其治蟲效果和風險是顯而易見的。
董啟軍就坦然道：“治螟農藥殘毒會引起稻米質量嚴重下降。事實上，連我也不吃自家生產的粳稻，我寧愿吃口感不好的秈稻。因為粳稻是晚稻，治螟打藥多；而秈稻是早稻，打藥少。”
據董啟軍說，也不獨是他，在許多稻區，禽畜產品都有農藥殘毒超標的嚴重問題，因為粳稻是主要飼料。
而那些具有良好環境和社會效益的生物、農業、信息化學等生態防治措施，一般需要大面積統一行動。由于組織協調費時費力，往往未能組織或難以落實，結果使化學毒殺劑大行其道，不僅使標靶害蟲稻螟頻繁爆發，而且引起潛在害蟲(如稻綜卷葉螟)急驟上升，加速惡性循環。
對此，齊政擺手道：“現在多說無益。不過害蟲爆發不等于成災，成災是爆發加失控。我們的當務之急，是防止稻螟的失控。否則，一旦釀成蟲災，這一季水稻必將損失慘重。”
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