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么，徐州軍這種行為，算是見死不救么？到底做得對不對？
蕭詢想了想，試探著說：“還是...事后算賬，來個功、過分明？”
“只能如此。”李昕點點頭，“若徐州軍既不去救碻磝，也無法成功奇襲屯糧之處，那么，兩過并罰。”
“這就是只看結果，不看過程？”蕭詢還是覺得有些難以接受。
一旁，旁聽的李笠回答：“陛下，微臣以為，打仗，看的就是結果，勝了，什么都好說，敗了，說再多又有何用？”
“前線將領，臨機決斷，仗怎么打，主帥下達的命令如何執行、該不該執行，他自己權衡利弊，監軍，只負責提醒、警告，并申明風險。”
“將領做的決定，自己承擔后果，有功有過，值不值得，自己看著辦。”
“但是，若抗命不遵，或者決定撤防、撤軍等，必須急時告知上級，否則就算作臨陣脫逃，或者意圖不軌，此舉不可饒恕。”
“還有其他作戰期間違反軍紀的行為，經過軍法司裁決，該殺就殺，該坐牢就坐牢，該奪爵罷官，就奪爵罷官。”
“哪怕，他是宗室、勛貴，也不能例外！”
這就是李笠提出的解決辦法，他認為濫用監軍，或者給監軍以過大的權力，只會影響軍隊的作戰表現。
使得軍事以外的因素（個人恩怨、政治因素），干擾軍事決策。
監軍誤事的典型例子，就是一些朝代用不知兵的太監監軍，結果太監干擾決策，導致軍隊打敗仗。
權衡利弊，李笠認為，設立軍法司（軍事法庭）來威懾將領會比較合適，哪怕這種方式類似于秋后算賬。
直屬于軍法司的各級軍司，在“行軍”編制時，就要作為軍中佐官，隨軍出征，見證行軍的作戰過程。
一名將領在作戰期間到底有沒有消極避戰、見死不救、圖謀不軌，先由其同僚（譬如長史、司馬）或者上級（行軍總督）提出控告。
軍法司根據各方證詞，包括軍司的報告，來做出判斷，并下結論：有罪還是無罪。
若有罪，該怎么處罰。
以這種方式來震懾將領，能讓帶兵將領臨機決斷時，想清楚后果，再付諸實施。
行軍總督，戰時可以撤換行軍都督職務，但除非特別情況（譬如對方涉嫌叛變、叛逃或者臨陣倒戈），否則不允許行使“使持節”殺行軍都督的權力。
即便殺了人，事后也得接受軍法司調查。
一旦判定是濫殺，行軍總督也得負責。
所以，戰時軍法審判機構——軍法司，以及軍司隨軍制度，是要跟著行軍制度一起實施的。
而軍法司做出的判決，由此引發的行刑（譬如死刑），除非皇帝特赦，必須嚴格執行，哪怕對方是宗室或者勛貴，否則就是笑話。
蕭詢聽大將軍說了一番，覺得很有道理，既然這制度先在兩淮試行，那就先試試再說。
反正軍法司由大將軍主管，想來，必然能夠有效震懾、約束將領們戰時的行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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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陰行在，行宮邊上軍營官署，都督宮城諸軍事的大將軍李笠，忙著簽發軍令，調動禁軍進行各類布防。
與此同時，還要向周邊駐軍發布命令，做出各種布置，確保行在安全。
因為涉及中外諸軍事，所以命令很多，李笠不敢大意，幕僚擬定的每一份命令，都仔細看過。
中外諸軍事，指的是中軍、外軍諸軍事，這里的中、外之分，分辨標準是京城（中樞所在）。
常年駐扎在京城內外的軍隊，是中軍，這就包括了禁衛諸軍；
外軍，泛指各地都督區所統轄之軍隊，還包括各州郡所統轄的州郡兵。
中軍鎮守京城，外軍鎮守地方，兩者相互掣肘，若有人“都督中外諸軍事”，意味著此人距離皇位已經很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