若征稅成本過高，根本就無法執行下去。
且必須保證稅吏的公正無私，以及解決有靠山的商家查賬難的問題。
對此，李笠采取的策略是兩步走：
第一，控制城池周邊稅關，確保過關的貨物，都在稅務機構的監督之下，并對其估值、定稅、征稅。
第二，在控制了稅關的基礎上，建立由官府監管的交易市場，將城內坐賈組織到交易市場里，直接和攜貨過關的行商交易。
即強制過關行商與城內坐賈在交易市場交易，實現貨物的分銷、集散。
如此一來，官府以較低行政成本，掌握了相對準確的交易額，以此對“一級分銷商”進行征稅。
而不是把稅吏撒出去，找下級分銷商（坐賈）征稅。
至于城內的坐賈在交易市場進貨之后，怎么賣貨物、過了幾手，稅務機構不管，因為已經征收過一次營業稅了。
若還要征稅，就是反復征收營業稅，弊病較多，會影響商品的流通，李笠認為目前沒必要。
畢竟后世的“營改增”（營業稅改增值稅），想要在這商品經濟不發達、稅收制度極度落后（相對而言）的時代實行，難度太大了。
而所謂的“廢案”，指的是用官府指定的駔儈（即經紀人、中間商），來撮合行商和坐賈之間的買賣、交易。
買賣雙方達成的交易額，會在駔儈這里留下記錄，官府就根據駔儈提交的記錄，對買方征稅。
這種由中間商撮合買賣的制度，類似于歷史上出現過的一種制度——牙行制度。
李笠聽人談起，在唐宋時出現的“牙人”、“牙行”制度，明清之際愈發完善，直到20世紀才被逐漸廢除。
但中間商這一角色，一直存在著。
牙行制度，有利有弊，但可以確定的一個事實，就是牙行作為中間商，可以兩頭吃。
行商因為不能直接把貨物賣給坐賈，必須依靠牙行撮合交易，且貨物必須存在牙行那里，導致自己被牙行捏得死死的，只能被對方剝削。
而坐賈無法直接找行商進貨，因為貨源都掌握在牙行手上，自己沒有議價權，只能被牙行剝削。
牙行這個中間商，兩頭吃，靠著壟斷貿易渠道，輕而易舉賺大錢，一旦尾大不掉，就是個禍害。
官府一開始，為了方便征收住稅（營業稅），養駔儈為看門狗，監視進出的人（貨物）。
可隨著時間流逝，把持著門口的看門狗，就會變成惡狼，無論是誰從眼前過，都要狠狠咬上幾口，撕下大片肉。
咬得對方鮮血淋漓，骨頭都能看到。
李笠不會給這種壟斷性質的中間商以任何機會，道理，和朝廷不能實行包稅人制度來征稅那樣：這就是飲鴆止渴。
建康乃權貴云集之地，若實行“廢案”（以官府認定的駔儈為中間商，掌握行商、坐賈之間的交易額），這些駔儈必定成為權貴的幫兇，愈發兇殘的剝削行商和坐賈。
后果就是物價上漲，成本層層轉嫁之后，百姓的生活成本增加。
有人攛掇宰輔們，以“官府駔儈”制度取代擬定實施的新稅制（交易市場制度），居心叵測。
試圖來個“換湯不換藥”，出讓些許商稅（營業稅），以此換得另一個方式繼續吸血。
李笠簡要地分析了一通，把“廢案”的弊端講得很清楚，蕭繹點點頭：“既然彭城公有把握，那好，寡人便拭目以待。”